杨华，男，1932年出生于北京石景山西黄村。1952年4月担任西黄村乡乡长。1955年，作为5名发起人之一组织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任队长；同年8月30日，率垦荒队赴黑龙江省萝北县进行垦荒。

  杨华在祖国北疆40年，先后任垦荒队队长、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庄主席、萝北国营农场第四分场副场长、连指导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副团长、黑龙江省向阳农场（原十四团）副场长，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农工商公司向阳分公司副经理。曾获得多个荣誉称号，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4年秋天，时任北京石景山西黄村乡乡长的我出席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从市领导赵凡同志所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报告中，了解到我国农产品需求非常不足；我们学习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落后，已耕地面积不足”，“农业发展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要“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大家在讨论时非常热烈，我的心里像着了一盆火，毅然提出远征垦荒的请求。当时区里带领我们参加会议的区委秘书周全对我说：“你的决心很好，是爱国行为。如果国家有号召时，一定让你第一个去。”我说：“你说话得算数。”他说：“想要去就要先当好乡长。”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远征开荒、为国分忧的理想在我思想深处扎下了根。

  1955年上半年，北京团市委召开第三次团代会，团中央书记到会并做了报告。他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同志责成团中央办公厅物色垦荒发起人。

  6月20日，《中国青年报》编辑舒学恩到石景山区委谈了此行的任务，区委秘书周全马上想到对我的承诺，立即通知了我。当时我正在地头锄地，来不及换衣服就跑到区里。舒学恩同志告诉我，同志要组织一支远征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荒地，现在正物色发起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立即回答说愿意去，并问何时组织，他说：“别着急，光你一个人不行，还要再找几个人，到北大荒不是天堂，得抛家舍业，做一辈子打算。”我说：“国家培养我入党入团当干部，党的需要我责无旁贷，垦荒发起人算我一个，没有一点条件”。

  8月5日，我和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炳恒，东郊区的张生、门头沟区的庞淑英5位同志作为垦荒发起人在团中央会面了。我们5人一起商定了组织垦荒队的三条原则：一是必须绝对自愿；二是不要国家一文钱投资；三是去了就不回来。当天我们向北京团市委递交了申请书，表达赴边疆垦荒的愿望和决心：我们愿意用我们青年团的荣誉向你们提出，我们要组织一个60人的垦荒队，不要国家一文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

  8月6日、7日，由舒学恩执笔，我们起草了发起组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青年团北京市委会：我们是北京市郊区的5个青年人，早就想给你们送这份志愿到边疆开荒的申请书。最近我们5个人在一块儿琢磨了好几天，觉得该向我们的团组织提出来啦！我们愿意用我们青年团的荣誉向你们提出：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使我们也可以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

  “当我们大家都知道祖国有10几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党和国家又号召我们去进行开垦时，我们就恨不得马上跑到边疆去叫那黑油油的土地全都翻个个儿，不许它长野草，要它给我们生长出粮食！那么好的土地为啥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我们几个人在一块算过一笔细帐，要是我们组成一个60人的垦荒队，我们就可以不要国家一个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当然要开垦这样多的土地，是需要少数的投资的，我们自己不存在多少钱，如果团组织能够允许北京市的青年给我们一些支援，到了明年，我们将要双手捧着自己的粮食来表示我们没辜负团组织和全市青年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可是一千条困难、一万条艰苦，比起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来，那不过是大海里的一丁点水。我们的祖先已给我们耕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时代的青年战士，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作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亲爱的团组织，请允许我们行动起来吧！

  “我们不是说空话的人。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边疆，那正是考验青年人最好的战场。苏联共青团建立共青团城和开垦荒地的榜样在鼓舞着我们！胜利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高举起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大踏步前进吧！”

  《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刊载了申请书全文，在北京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青年纷纷响应，踊跃报名。

  8月12日晚，我们5人来到位于王府井富强胡同同志的家里。我汇报了组织垦荒队的三条原则，同志一边听一边夸奖我们，称赞发起组织垦荒队是有意义的创举，是高尚的爱国行为、英勇行为。他仔细地了解了垦荒队的筹备情况，同志问我，你们准备要多少人啊？我回答说先组织60人进去打个家底，以后需要再陆续去。同志表示同意，说，因为是第一支队伍，无经验，所以规模不宜太大，先组织60人去，明年以后再陆续增加。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你们的总领队，有什么困难随便什么时间都能来找我。出发时，我去给你们送行”。

  8月20日前后，我们着手组建垦荒队，从700多名报名者中选出60名，其中女队员12名，10名党员、42名团员。23日开始，我们全体到团中央集训一星期。其间整理和提炼了垦荒队出征誓词，大体内容是：我们是祖国的好儿女，我们是北京的好青年，身强力壮骨头硬，赤胆忠心放光芒，举旗阔步创大业，安家落户北大荒，不怕天寒地冻困难多，定把荒原变粮仓，建设家园做主人，展现宏图回报党，定叫祖国放宽心，我为人民做贡献。

  8月28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我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炳恒、张生任副队长。

  8月30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团中央、团市委组织各界团员、青年1500余人为志愿垦荒队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同志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振奋人心的讲话，他说：你们是志愿报名去开荒的，自从杨华等5位同志发起开荒到昨天为止，14天以来报名的人数已有803人，这就表明我国广大青年是热烈响应开荒的号召的，这次只去你们60人，你们是从803人中选出来的状元你们这次去并不是开了荒就回来，而是要在那里安家。现在你们是北京人，到了那里之后，你们就成了黑龙江人。但愿你们大家都好好劳动，用自己的路费，在闲暇季节轮流地回老家看看。同志要我们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这八个字来战胜一切困难。

  同志嘱咐我们到黑龙江萝北县后，要先干好5件事：一是开荒，二是盖房子，三是搞副业，四是割草，五是业余时间好好学习。同志情绪激昂地说：同志们，因为你们这种志愿垦荒的行为是爱国行为，团中央决定授予你们一面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这面旗帜代表了全国一亿两千万青年对你们的希望，请你们别玷污了这面旗帜。祝你们高举着这面旗帜英勇地前进！

  讲话结束后，同志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予我们，我代表垦荒队员接过这面大旗，激动地表示：我们肯定多开荒、多打粮，决不给全国青年、全国人民丢脸。而后，60名垦荒队员起立，齐举右手，宣读垦荒队出征誓词，向首都北京和祖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当天下午6时，我们高举垦荒大旗，徒步从向火车站进发，沿途受到北京市民的夹道欢送。一路上我们高唱《青年垦荒队之歌》：“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程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那遥远的边疆，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战胜那荒凉的地方，用我们那勤劳的双手，建立起美好的家乡，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上千人到车站欢送我们。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我们挥手向首都人民告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9月2日，我们到达终点站——鹤岗。鹤岗市党、政、团各级领导都在车站等候，鹤岗矿物局还准备了两辆汽车送我们去箩北，并送一顶能住40多人的帐篷。到达箩北县嘟噜河北岸，远远地看到一群人，一面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是我们准备安营扎寨的地方。我们刚排好队，县委书记阮永胜就走过来问：“谁是杨华？”我急忙走过去，他握住我的手说：“你们来得太好了，欢迎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说：“我们第一批先来60人打家底，以后还要再来人。”

  箩北县全县面积约76万公顷 。县境内有两条河，一条叫嘟噜河，流到松花江，一条叫鸭蛋河，流到黑龙江。垦荒队要在这两河道的中间进行开荒。

  9月4日，我们在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新村——青年屯。由于住处距开荒地点有5里地，为节约时机，少消耗体力，我们就在地里支起那顶大帐篷，在地铺垫上厚厚的草，中间用毯子隔开，男女队员们都挤在帐篷里。

  这里是生荒地，土地从没翻过身。因此，5日全天我们全力清荒，即割草、挖树根，，不然树根会挡住犁铧子，无法犁地。9月6日，我们开始试犁。李炳恒一声“开始吧！”4副犁杖一字排开，赶套的队员喊了声“驾！”拉犁的6匹马一起前进。犁杖过后，140公分宽的五花草被翻在了底下，黑土和腐殖质露出了地面。我们捧着黑油油的泥土仔细地看着、闻着，有的队员喜极而泣。宝泉岭农场来的技术员检查后认为开荒质量全部符合“深翻15公分、垄宽35公分、扣垄严密、没有胡子”的要求。远处仍在清荒的队员也向这边张望，也都跟着欢呼起来。

  9月10日，在嘟噜河畔的蝴蝶形荒地上举行开荒仪式，团中央、萝北县委、县政府、各级团组织的领导和农民代表都参加了。我们全体队员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是一个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我志愿来到了萝北县，面对着祖国的河山，脚踏着边疆的荒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第一，坚持到底，不作逃兵，要把边疆变家乡；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乐园；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决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倘若我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辜负了党的教导，我愿受集体的制裁，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完全实现我的誓言。”宣誓完毕，我发出“开犁”的命令，4副由6匹蒙古马拉动的犁杖之后翻起了黑油油的波浪。昏睡的边疆处女地醒来了，大地翻开了新的一页，萝北的垦荒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9月18日，我和庞淑英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0月初，我俩返回萝北，车还没进村子，队员们就跑出来迎接我们，握手、拥抱、欢呼，还把我俩举起来。我们两人在北京都见过毛主席，庞淑英猜透了大家的心思，用尖尖的嗓子喊道：

  “同志们，让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毛主席可健康了。”没等她话音落，大家就又是欢呼又是鼓掌，持续了好几分钟。

  我接着说：“我再对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同志鼓励了我们的劳动积极性，但也关心我们别劳动过度，现在是劳动11个小时，同志要我们再减少一点劳动时间。”

  我说：“团中央要求我们今年冬天至少要伐够盖500间房子的木材，给明年春天来的1000青年准备好房料。到1957年就要来齐2000名青年。1956年春天就要种上4000公顷地。”

  庞淑英接着说：“我们两个还利用开会的空闲，到队员们家里去看了看，不论走到谁家，都让我们转告大家：家乡到处丰收。就以李振华家来说吧，今年能分到1200元，刘淑英家那个社里，一个劳动日得3块5毛钱”

  此时，一个熟悉又亲切的声音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队员们40多天没听到的声音了。这是我们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还是稀罕物），是会议期间苏联青年送给北京青年垦荒队的礼物。一到村里，张生把它接过去，打开干电池箱子，找杆子，接天线，不大一会就弄好了。听到广播，队员们都欢呼起来。

  只用60天时间，我们就开荒1200亩，清荒750亩，盖房8间，割草20万斤。1955年10月中旬，萝北已下过第二场雪。全国各地到萝北县参加垦荒的青年慢慢的变多，于是以北京、天津、河北三支垦荒队为基础建立萝北县青年垦区工作委员会。由三支垦荒队混编成4个大队，分别是伐木队、运输队、清荒队、编织队。

  到了11月，北大荒冰雪皑皑，天寒地冻，垦荒只得暂停。垦荒队打破当地“猫冬”的习惯，伐木队70人在队长李炳恒带领下进入小兴安岭，采伐来年建1200间房屋的木料。队员们用木杆搭起房架子，房顶用苫布一盖，四周用草帘子一围，两间草房就建成了。简易住房在零下30多度气温里，冷风一吹就透。取暖用的是大铁桶，烧干木头，烧时挺热乎，可一停下来马上就凉。夜间大家冻得实在受不了，便每天安排一人专门值夜班烧炉子，大家睡觉时也不脱大衣，把皮帽子前后掉一下仍戴在头上，再盖上棉被。即使这样，早晨起床时，嘴里呼出的热气已在被子上冻成了一个大冰块。经过全体伐木队员齐心努力，提前12天完成了采伐任务。

  采伐的原木由我带领运输队用胶轮车和四轮车运出，每天往返几十里路，寒风刮在脸上像有无数的小刀子在割一样，有的队员的脚就被冻伤了，有的耳朵冻出了大水泡，有的鼻子冻黑了。一次，途中到一家饭店吃饭，一名叫周俊的队员到炉子边烤脚，觉得暖和时想脱鞋，不料把鞋脱掉时十个脚指甲都跟着掉下来了，我当时心疼得直掉泪。饭后继续赶路，我对周俊说：“你上车把脚包好坐着，我赶车。”他没言语，我又说了一遍，他问：“你说话算数吗？在欢送大会上表态时，你说有一千条困难就克服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克服一万条，这不才一条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克服。”话音未落，他一扬鞭子，“驾”地一声就把车赶跑了。此时，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更多的是内疚，觉得没有尽到队长和大哥的责任。

  1956年春节就要到了。队员们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不能和家人团聚，自然会想家。我们计划春节期间多开展读书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过一个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春节。正在这时，同志来信了，信中说：“但愿你们一定要咬紧牙关，挡住这一关，别害怕，别动摇，别在寒流面前退却，只要第一关顶住了，你们以后就不怕冷了。钢铁是炼出来的，钢铁的人也是炼出来的。”同志的信使我们倍受鼓舞，队员们提出“春节不休息，大干三天”，终于完成了运输木材的任务。

  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寒冬过去了，我们在大荒原站稳了脚跟，迎来了1956年的春天。

  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建立，我任庄主席，建庄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大开荒面积。5月18日，萝北县农机站支援北京庄一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帮助开荒，到11月15日，北京庄共开垦出600多公顷荒地。

  6月8日，同志来到北京庄。正在犁地的队员欣喜若狂，卸下犁杖，骑着马往庄里赶。“哦！你们是在赛马吗？”同志见几个队员跃马奔来，风趣地说。队员们急忙说：“我们很想念您，想早点见到您。”同志说：“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北京人民也在关心着你们。”我和庞淑英陪着同志在庄里转了一圈，看了宿舍和食堂。这时，有队员搬来桌子，上面铺上床单，算是主席台。没有茶杯，就拿来吃饭用的瓷碗。女队员从野地里采来鲜艳芳香的野花，瓶子，摆在桌子上。

  队员们都来了。我向同志汇报了北京庄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党支部书记陈启彬汇报了党团组织建设和队员们成长的情况。同志深情地望着队员们，转达了团中央和全国青年对垦荒队员的关怀，用他惯有的风度，打着手势说：“看到你们的成就，看到你们的精神面貌，很高兴。你们给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周总理对你们很关心，没时间来看你们，让我代表他们向你们问好！”同志的话顿时被热烈的掌声淹没。稍许，同志接着说：“北大荒是个好地方，三江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有发展前途。开发建设北大荒这个历史重担，要由我们青年一代来挑起，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愿你们多开荒，多打粮，多出人才。”他勉励大家：“要向困难做斗争，绝对不可以向困难低头，不应该退却，而要向困难冲锋。”他希望垦荒队员“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讲完话，同志征求大家的意见，当他了解到小伙子没有烟抽，拿柞树叶当烟时，便让随行人员把带来的香烟拿出来，全部分给了大家。

  吃饭时，炊事班凑成4个简单的菜：炒韭菜、炒菠菜、炒鸡蛋，还有一只鸡。同志问：“大家都吃这样的菜吗？”没有人回答。同志吃了一点饭，就来到队员宿舍，他看到队员正在就着炒黄豆吃苞米面饼子，动了感情，说：“你们很苦，也很光荣，我们整个国家都很困难，你们要烧砖烧瓦，盖砖瓦房，要种水稻，改善生活，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同志对垦荒队员的婚姻大事很关心，他说：“你们是先立业后成家，这是对的。我希望没有结婚而应该结婚的同志都配起对来。”“在一起生活，同过患难，共过甘苦，这样结合的夫妻是政治高尚、感情高尚的比翼鸟。”最后他表示：“明年我还会来看你们，到当时，我来吃你们亲手种的粮食、种的菜，养的猪。还要听到鸡叫、狗叫、孩子哭。”同志要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送他到凤鸣河边。

  由于垦荒队都是年轻人，男队员又居多，因此在生活上有不少困难。于是，党支部决定我们几个有家属的发起人把家属作为垦荒队员接到这里。几名家属到来后，组成拆洗组，受到队员们的欢迎，她们还热心当红娘，成了队员们的知心大嫂。

  1956年的金秋到了，我们共收获粮豆99万斤，超过团中央提出的80万斤的指标，还收获大红萝卜1万斤、土豆35万斤。

  秋收结束后，队员们手捧着亲手打下的粮食都高兴地跳起来。10月24日，我们向团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汇报垦荒队一年工作和生活情况。27日团中央给我们复电如下：“亲爱的同志们：收到你们于10月24日的来电，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以勇敢坚韧的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垦荒第一年的胜利。

  “你们的事业还起步，在你们的前面，还有更多的工作等待着你们去做，还有更大的成绩需要你们去努力争取。我们始终相信，只要你们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只要你们克勤克俭地齐心奋斗，你们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祝你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胜利前进。”

  经过艰苦锻炼，许多青年成熟起来了，18人入了党，16人入了团，20人被评为农庄优秀劳动者。我们的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唱歌、演戏，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趣。有的男女队员在劳动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要结婚了，大家主动帮他们糊顶棚、做家具、缝衣做被、收拾屋子。文艺宣传队编排了婚礼上助兴的节目。我们还以组织的名义向新人家长发去请贴，这次为6对青年举行了集体婚礼。

  1957年3月，我到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同志接见了我。我汇报了垦荒队的情况并提出垦荒队员回京安置的建议。他听后，表示同意让垦荒队员返京。当他听到垦荒队员的第二代就要出生时特别高兴，叮嘱我：“回去向大家讲，一定要坚持住，会成功的，要用忍耐、学习、团结、斗争这八个字克服一切困难，为后代做好事，坚决不做坏事。千万千万！”

  我回到萝北时，正是夏锄时节。刘玉锁妻子生下一个小孩，取名叫“垦荒”。大家为小“垦荒”忙碌着、兴奋着。

  1957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一年我们共产粮22万斤，上交国家十几万斤，收入有了节余。1958年春节刚过，我们开始全力以赴修建北京庄通往哈尔滨庄的排水渠，终于在化冻前修通了这条渠。这条最初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1958年8月30日，是垦荒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庆祝大会，对垦荒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三年来，共开荒1万多亩，产粮47万公斤，固定资产总值上百万元；许多队员在这里成家。现今的北京庄“有鸡叫、狗叫、孩子哭的声音”，队歌中所唱的“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也变为现实。

  1958年5月，预七师和信阳步兵学校的转业官兵来到萝北建立国营农场。同年9月，垦荒队与转业官兵合并成立了国营农场。我们把三年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全部交给农场，包括40多万斤粮食、28辆全套大车、130匹马、70只新疆细毛羊、80头猪、47头牛、15栋房屋。

  国营农场实行计划经济，以粮为纲，不允许搞家庭副业。相对而言，原北京庄的基础比较厚实一些，每年畜产品都能有偿调出一部分，经济收入也有盈余。分场党委按照同志的要求，在1960年9月把这一些状况向团中央作了汇报。

  10月4日，同志给我们回了信，信中说：五年你们一共修了3000平方米房子，开了18000多亩荒地，生产了40多万公斤粮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不知你们算过没有？如果以每个人算，平均每人每年3万多斤，五年就是说你们完成了一个极其光荣有贡献的五年计划。我但愿你们再做第二个五年计划，向更光荣、更有贡献的目标前进！信中还讲到：29位同志结婚了，添了31位小垦荒队员也很值得庆贺。我希望没有结婚而应该结婚的同志们都配起对来，在一起生活了几年，同过患难，同过甘苦，这样结合的夫妇是政治高尚的比翼鸟。当然你们成了家之后，希望我们大家和和气气，也要适当注意节育，别像结葡萄那样一大串。

  同志在信的最后说：没什么东西送你们。出版机关多给了我两本选集第四卷，现在分一本给你们。一本对300多人的队伍来说太少，但是这很有意义，意义就在于它是毛主席对你们当然也是对我们全国人民最好最有用的教育。我想你们那里不一定能够买到。我建议你们轮流阅读，也下个决心在今年年底把它读完。从这封信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

  1960年年初，我任萝北国营农场四分场副场长。在我任副场长的三年多时间里，正处于国家三年最困难的时期，粮食十分紧张。农场因口粮不足，实行了“低标准”和“瓜菜代”。粮食定量家属每人每月18斤，机关干部和教师28斤，轻体力劳动者30斤，重体力劳动者36斤。我们全家4口人每月不到80斤粮食，青菜又极少，只有土豆和萝卜，肉基本上没有。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只得在面条汤里多放一些萝卜条子。给两个儿子捞面条，我们俩大人只吃萝卜条子。我到县里开会，就着开水吃从家里带的两个窝头。

  1962年，国家提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分场制定了精简职工的工作方案，但职工们都不愿意下。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分场党委研究决定党委成员带头先把自己的家属压缩下去。当天晚上我就要同妻子梁淑凤谈准备压缩她的事，没谈之前我想了许多话，不知该怎么同她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问“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把实情讲了之后，她半天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从北京大老远的跟你到北大荒，就为了支持你的工作，现在国家有困难，我能不下吗？你又是当领导的，大家都在看着你，我不能扯你的后腿。遗憾的是我这么年轻没了工作，靠你养一辈子，我心里过意不去。再说了，我不再挣钱了，3个孩子怎么办？”我一看她想通了，连忙说：“以后你就重点操持家务，如果能出去干就干一点，干不了我就养你一辈子。”第二天，妻子就再没有去上班，打那以后她至今无职。由于场领导带头，很顺利地完成了压缩任务。

  1963年初，各分场合并成立国营青年农场，我主动要求回到北京庄当了党支部书记。

  1964年春天，北京市政府投资5万余元无偿支援青年农场电业所通往北京庄的线日国庆节，北京庄亮起了电灯。在当时国家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北京如此支援我们，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事。

  1965年8月30日，是垦荒队到北大荒10周年的大庆日子，我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把垦荒队大旗请了回来，让它高高地飘扬在北京庄的上空。

  1966年，史无前例的“”席卷了北大荒。运动不久，农场逐渐形成了两派。党支部受到冲击，党组织陷于瘫痪。在派性问题上我是走了一段弯路的，我参加和支持了一派，认为支持的这一派是革命的而另一派不是革命的，所以在另一派批斗我时，我就不服，结果越是不服，越要斗你。后来人家跟我讲道理，说我们都是跟着你到北大荒来的，你吃了多少苦我们就吃了多少苦，你受了多少累我们也遭了多少罪，你说我们是什么派，是还是？我感到他们说的有道理，经过思考，认识到一面倒是不对的。

  1967年夏锄季节，所谓的革命派勒令我在完成锄地定额任务之外，还要给干活的人送开水。说实话，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干农活从来不打怵。而那几个闹腾最凶的“革命派”怕干活，哪儿草少就到哪去，我最看不上这号人，也没考虑自己“靠边站”身份，冲着那几个人就喊：“喂，你们要不是孬种，就挨着，想做革命派，就要真干！”那几个人听到这话，早跑没影了。他们见我不服软，还出他们的洋相，就气急败坏地开大会批判我，还逼我承认垦荒大旗是黑的。我当时就急眼了，说：我有什么错误你们愿意怎么批判都行，就是不许污蔑垦荒大旗！垦荒大旗是红的，上面沾满了我们垦荒队员的鲜血和汗水，要说垦荒大旗是黑的，全体垦荒队员是坚决不答应的！就这样，我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批判，经过近一年，才把我解放。

  1968年6月，东北农恳总局被撤销，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青年农场改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1969年初，团党委把我调到十四团十七连任指导员。十七连的耕地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条件很艰苦，是个亏损连。我二话没说，带着全家就到了十七连。

  我到任后，先约法三章：谁请客也不去，还要点名批评；谁送礼就开展览会，将礼品当众曝光；谁占用公款、公物限期归还。工作中注意培养骨干，着力抓好春耕生产。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十七连有了很大变化，成为后进变先进的典型。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兵团进入临战状态，战备成为中心任务，“一切为战备让路”，“立足于打，树立敢打仗、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和敢打必胜的思想”。十四团离黑龙江只有50公里，战备气氛格外紧张。我们十七连是值班部队，更是枕戈待旦。我们还进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步兵）、“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训练。在战备最紧张的时候，实行“全民皆兵”，“劳武结合”，挖坑道、交通壕、防空洞，进行防空演练，夜间经常进行紧急集合演习。

  1971年，十七连的作物长势很好，当年的生产指标比上一年完成得还要好。就在这时，听到一些群众对我的议论，说我是见过毛主席的“老垦荒”，工作做出了成绩，很快就会调离。我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他们对我的认识。

  在当地，一般农户都要在房前屋后用树枝木条夹一圈板障，种上点蔬菜。我到十七连两年多，由于工作头绪多，自己家的这些事还真没顾上。我想，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一点，认为我没有长远打算？于是，我利用一个休息日，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在房前屋后夹起了板障。消息传开去，许多人赶来帮忙。有人说，指导员哪像要调走的样子阿？他来边疆17年，一心扎根干革命，咱们还有啥说的！趁热打铁，我又带领战士们在他们宿舍的周围栽一排排的“扎根树”，还把原先的草屋顶翻盖成瓦房顶。

  我任十七连指导员一直到1973年初，四年时间里，尽管付出很多，但心情舒畅。惟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我仍很难过，就是在我父亲过世时，我没能守护在身边。那是1972年麦收季节，连续几场大雨使连里几块洼地成了“大酱缸”，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进不了地，眼看到手的粮食就要烂在地里，我心急如焚，领着大家在泥水里抢收麦子，一连干了7天，总算把那片洼地的麦子全部抢收回来。这时我才记起哥哥的一封来信在衣袋里装了7天还没顾得拆开看呢。等我拆开信一看，顿时怔住了。这是一封通报老父亲病重的信。信上说，老父经常昏迷，稍一清醒就呼唤我的名字。我赶紧请假回京。等我大汗淋漓地踏进那个已经有些陌生的小院时，清楚自己回来晚了，父亲已在三个小时前离去了。哥哥告诉我，爹临终前留下话，让我们别通知你回家，只要你好好在北大荒种地打粮，爹在九泉之下也放心。听到父亲临终前的话，我为没有尽到孝道而遗憾，也感受到父爱的伟大和无私。

  1973年2月，全国知青座谈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我作为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听石景山区里一位同志说，还在老地方住着，现正在家呆着呢。我决定去看望这位正“靠边站”的“总领队”。当我踏进王府井大街富强胡同那个小院，一眼看见同志正坐在院里看书。由于没事先联系，同志见到我楞了一下。我们两人相视了好一阵。同志站起来问：“杨华你怎么来了？干什么来了？”我说：“我就想来看看您。”同志摇摇头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你不该来呀！”我说：“我们都很想念您，看见您平平安安的，心里踏实多了。”我本来不想汇报工作，可是同志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们垦荒队留在北大荒的还有多少人？多少耕地？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我回答：“垦荒队还有一千多人呢，现在又来了许多知识青年，耕地面积有45万亩”同志听得特别入神，当听到北京垦荒队员没有开小差的，同志既高兴又惊讶，风趣地说：“是吗？这就好！我还以为就剩下你杨华一个人了呢！”他开心地笑起来。我跟同志汇报说：“我们当初说话是算数的，绝对没有给您丢脸。”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是的，你们也不应该给我丢脸，咱们干的事业是对的，我挨斗时还有这一条呢。”说到这里，我也想起“文革”期间批判我是“胡家店”的，说我从手里接过的垦荒队大旗是黑的。想到这儿，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你是黑的我们也是黑的，你是红的我们也是红的。”说到这里我们俩又笑了起来。

  那天中午是在同志家中用的餐，我像在家一样痛痛快快地喝着同志给我斟满的酒，吃着烙饼和四菜一汤。饭后同志把我送出院门，他一直目送着我，任凭寒风吹乱他那一头开始花白的头发。

  1974年7月，建设兵团任命我为十四团副团长（后改称副场长）。任职的十几年间期间，先后主抓过多项工作，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水利工作。由于水利工程长期不配套，农场境内嘟噜河、鸭蛋河、莲花泡三个涝区的30多亩耕地，一到雨季就洪水泛滥，两岸的土地、房屋时常受到威胁，每逢涝年，粮食生产就会遭到严重损失。如1985年全省性涝灾，我们场更为严重，受灾面积22万亩，嘟噜河涝区大部分农田被淹，有三个生产队数万亩小麦颗粒无收，大豆淹得只剩一光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决心“治水兴农”。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跑遍了沿河所在的地段踏察水情和地势。遇水深的地方，水鞋灌满了水，越走越沉，我们索性拎着鞋光着脚在泥水里行走。遇水更深的地方，就穿着皮水叉，有时水灌满了水叉，抬脚都困难，我们就在水中游着走。一次，我们踏察一片沼泽地，人踩上去，身体往下陷，很危险，我们想了个办法——躺着滚过去，人就不会陷进泥浆里了，我带头躺着滚过沼泽地。还有一次，我们在一片沼泽地上走时，周围20多米都打颤。我怕发生危险，让大家原地别动，我自己穿着水裤摸着向前探路，刚走几步，扑通一声，整个身子都陷了进去，多亏大伙及时把我拉上来。就这样我们沿嘟噜河走了50多公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舀一捧河水。有时干粮吃完了，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河里捞点小鱼，拢一堆干草煮鱼吃，直到完成踏查任务。

  1986年4月，乍暖还寒，我就带着施工队开到嘟噜河防洪大堤工地上。1987年汛期前，54公里长的嘟噜河防洪堤坝全部合拢了。这一年汛期降雨达540毫米，比受灾的1985年还多80毫米。当凶猛的洪水滚滚而来的时候，嘟噜河大堤像一条巨龙牢牢地扎在那里，锁住了洪水，沿河的20多万亩农田免遭了洪水的侵害。洪水到来时，我连续三天站在大堤上，看着堤外河面600米滔滔洪水，堤内无边的豆花和滚滚麦浪，想起修堤时艰苦战斗的情景，心情难以平静，不能自已。

  自从建起两河大堤，这一地区12个生产队的粮豆单产由131斤提高到197斤。1989年，全场粮豆总产达5.3万吨，平均亩产300斤，总产和单产都创造了建场以来的最好水平。

  1984年1月，我们把北京垦荒队给同志的信委托黑龙江省青年杂志社送交中央办公厅。2月1日，批示：“兆国、、延东同志：请记住他们明年八月三十日的垦荒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请你们筹备一点礼物送给他们，到时候提醒我给他们提几句话，表示一点心意，但绝不能接受他们送来的任何礼物，请你们先向他们打个招呼。”

  1984年5月22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到向阳农场检查垦荒30年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5月26日，北京青年报的王啸文同志到向阳农场进行了采访并给团市委写了报告。看了团市委的报告后作如下批示：“启立、兆国一阅，由兆国同志再同北京市、黑龙江有关部门商量一下。黑龙江和北京市帮他们解决好，应该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如果明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开个30年周年纪念大会有什么意义？还有，90人连生育出来的孩子总共是几百人吧，帮助一点，很少一点钱，要用在点子上，不要搞，作表面文章。”为落实同志的指示，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庄致富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与农场领导一起研究了北京庄的致富计划，并决定成立农场农工商贸开发公司，由我出任副经理，负责“八大庄”（北京庄、哈尔滨庄、天津庄、河北一庄、河北二庄、山东环台庄、山东惠民庄、山东胶南庄）的致富工作。不久，北京庄率先成立了“北京庄北大荒贸易开发公司”。北京市给予了130汽车、彩电、照相机等物质支援。

  1985年5月1日，我和刘恩第、姜玉仁、梅树生、孟吉昌作为老垦荒队员代表被邀出席“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受到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郝建秀和团中央书记等来到我们中间时，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我，走到我跟前问：“你们农场现在还有多少人？”我说有两万多人。同志风趣地说：“呦，两万人，你当一个纵队司令啦！”听到这话，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同志和老垦荒队员、新长征突击手围坐在一起，进行座谈。同志说，今天在座的是老中青三代人。我算老的，杨华你去北大荒时只有23岁，今年是53岁，你们这代垦荒队员算是中年，其他同志是青年。这三代人的青年时代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老一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创建新中国的开拓时期、播种时期；第二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开拓时期、垦荒时期；你们八十年代的青年正处于建设四化的奋斗时期。不管哪一个时期，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很大的成功因素是靠青年。青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生力军，我们寄希望于青年。

  又说，同志号召你们要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功立业，这个口号提得好。要做到这一条，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行吗？我在1955年欢送北京垦荒队出发时的讲话瞿希贤同志给谱了曲，歌名叫《向困难进军》，我们要重新唱起曾经唱响的向困难进军的歌。五十年代青年垦荒队所点燃的艰苦奋斗的火把是不应熄灭的！

  在座的两代青年都被同志的话所感动，我代表五十年代的垦荒队员表述心声，主要意思是向困难进军、向科学冲锋这一口号一直鼓舞着我们。接着我们5名老垦荒队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的青年垦荒队之歌。

  同志代表青年人表示，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希望，要肩负起八十年代青年的历史重任，为建设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勇于献身。他问在座的青年，能不能这样向党中央表决心，青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能！

  在筹备纪念垦荒30周年的那一段时间，许多报社和新闻媒体都到萝北来，采访北京庄，采访垦荒队员。有人问我：“你不想念家乡吗？”“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安家，你儿子不骂你吗？”“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什么力量支撑你们艰苦奋斗30年？”这些问话，引发了我无限的感慨，总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在领导和同志们鼓励下，我给北京青年写了一封信，说出了一个老垦荒队员的心里线日《北京青年报》上。我在这封信中说：

  “好像一眨眼的工夫，离开家乡已经30年了。想当年，踏上北去的列车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如今，虽乡音未改，却已两鬓斑白。

  “当然，人在追求理想时总会失去一些东西的，但我却得到了年轻时想要的一切，那就是让祖国的荒地不再睡大觉，让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产粮食。人在实践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后，还有什么不能满足呢？”

  1985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向阳农场俱乐部隆重召开“纪念北京等地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大会”，1400多人欢聚一堂。农场总局局长王强宣读委托中央办公厅给大会的贺信，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同志宣读了同志题写的共青农场场名，我代表五十年代的垦荒队员作了题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振兴垦区奋发进取建功立业》的发言，王连铮副省长挥笔题词：“赠杨华同志并全体垦荒队员：艰苦奋斗三十年，披荆斩棘直向前。中华儿女多奇志，塞北荒原换新颜。”

  1990年8月30日，值纪念垦荒35周年之时，北京庄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000元。饮水思源，北京庄的垦荒队员深深感谢家乡人民的热情支援，大家委托我和刘兴义、荆焕丰、裴国光4人带着奶制品到北京进行答谢。

  1992年，我从副场长的岗位上退休了。哥哥一再来信，劝我叶落归根。我的小儿子在北京工作，更希望我们老两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思前想后，真是舍不得离开北大荒，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我对它爱得太深了。我在北京生活23年，可在北大荒生活了37年。我的青春、我的壮年都献给了北大荒，这块土地浸透了我和战友们的汗水，我怎么能割舍得下？就这样我在北大荒又干了三年。由于我退休后的出色表现，1994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表彰我为“老有所为”模范。

  1995年，我和老伴回到了离别50年的故乡，落户在石景山区海特花园小区。1998年3月，海特花园筹建居委会，我担任居委会主任，同年11月，又兼任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职位上，我发扬老垦荒队员的精神和干劲，多项工作跨入市、区先进行列。

  现在我已近耄耋之年，虽然人在北京，但我的心仍不时飞向那片黑土地，多少次梦回萝北，垦荒——我永远的不了情。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从事实际操作的人…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展现了自己，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更成为一把标尺…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

  幸福是什么？当你功成名就时，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和人分享才会。当你赚到很多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