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木展示
乔木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首页 > 苗木展示 > 乔木

日期: 2024-05-23 11:24:07 来源:乔木
产品介绍

  小编说:近期小编要为大家带来一本好书,这就是著名作家贾宏图老先生写的一部关于铁道兵和三代北大荒人开发建设八五〇农场英雄事迹的纪实文学《红星闪闪传万代》。

  85岁的潘海震是个老军垦,是最早来到八五〇这片土地的老战士。潘老回忆:“在1954年的深秋,寒风习习。我们500多名战士从伊春汤旺河登上军列,在密山下车,斗志昂扬的步行来到虎林,在寒冬到来之前,吹响了垦荒号角。从此我把一生献给了八五〇,把我的子孙留在了八五〇,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山河,现在老了,但我不后悔,还觉得很光荣。我这一辈子永远感激一个人,那就是我的老首长--余友清,我们铁道兵军垦农场的开路先锋,他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脚踏实地、不计名利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和八五〇农场的一代又一代人。”

  60年代朱总司令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题词,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北大荒的老红军余友清。称他是军垦事业的先锋典范,是朱德委员长唯一表扬的一位农垦基层单位的场长。

  在八五〇场史馆,我第一次详细地了解了余友清这位北大荒元勋的历史,被这位共和国的英雄和他高尚的精神感动了。

  余友清,原名周光元。1905年1月生于湖南慈利县岩泊渡赶舟湾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二营四连的战士、班长、排长、司务长和二营营部管理排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绥远骑兵支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副支队长(即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一野战军十九师五十五团副团长、团长、五十六团团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十九师副师长、铁道工程第五师副师长、志愿军铁道兵8505部队(五师)副师长。从朝鲜归国后,历任铁道兵 8505部队副师长、铁道兵八五〇部农场场长,铁道兵农垦局八五〇农场场长,牡丹江农垦局八五〇农场场长、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

  余友清幼时家境贫苦,全家四口靠父亲周名岩做船工和种二亩山田为生。为了挣几个钱余友清从七、八岁就开始劳动,14岁时已和成年人一样,和父亲一道担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给鱼贩子背过鱼、当过长工、做过学徒、撑过船。过早的沉重劳动使他刚刚成年时就驼了背。1924年本乡农民暴动,穷人自发起来和地主斗争,余友清也跑去参加了。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来到湖南一带进行反围剿运动战。余友清便披一条麻袋,撑一只舴艋小舟,沿着澧水去投奔红军。1935年初调到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二营四连当战士,不久又当了班长、司务长,8月,调到营部当管理排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红二方面军在湖南进行的几场著名战斗,在战斗中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1935年11月余友清任管理排长时,跟随部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长征途中,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余友清想尽办法为部队等集草根、野菜。为筹粮,别人一天走120里,他要走180里;他还经常把自己很少的一份口粮分一半,悄悄地塞进伤病员或体弱同志的挎包。

  1936年10月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甘肃,余友清调到五师当战斗排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他参加了山西忻口大战。1938年至1942年,他先后任八路军绥远骑兵支队第四大队长和支队的副支队长(即副团长),率领一支精悍的骑兵,沿着长城,打击日寇。1943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是延安党校的学员。1949年在绥远剿匪时,冲锋在前,战斗结束时,发现戴的狗皮帽子被土匪打了个洞。时值隆冬,他发誓说,不抓住土匪头子不换帽子。后来,终于灭匪擒酋,可头皮也被冻伤,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解放战争初期,他参加了绥包战役;1946年参加了晋绥、集宁、大同战役。1948年他在一野十九师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任团指挥员时,参加了扶郿战役和南下解放四川的战役。

  在战场上余友清有一股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的“倔”劲。1949年扶郿战役后,起义部队中有一个连叛变了,半夜里悄悄地把队伍拉走。余友清奉命率一个加强连急追,他带领部队跑步追击了12个小时,追上并全歼了顽抗之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余友清成长为一名能冲锋陷阵又能指挥和敢于打硬仗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曾三次负伤。

  1952年十九师党委对余友清的鉴定是:“战斗勇敢,执行党和上级的任务命令坚决,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工作上深入下层,联系群众,从始至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一个够标准的员”。1955年党和国家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并授予上校军衔。

  我在八五〇农场采访期间,潘老向我推荐了农场党委秘书张开平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北大荒的老红军》一文,写的就是余友清的事迹,从这篇文章我又看到了当年余友清率领复转官兵开发八五〇农场的动人场景——

  1954年6月,铁道兵五师在东北正待向鹰厦线转移的前夕,王震司令员来到工地。与将要退伍的干部战士作了亲切谈话。

  余副师长斩钉截铁的回答道:“早就考虑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头捏得咔吧直响,这是他在心情激动时的习惯动作。司令员见余副师长的态度很坚决,于是高兴的说:“你先带一部分转业官兵去。你们是打头阵的,是去点火的,得搞个样子,搞得红红火火才行,以后的发展很大,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你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搞些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

  余副师长兴奋的说道:“保证全心全意地与退伍战士同甘共苦,把农场办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请首长放心吧!”

  在王震将军和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就背了一个小背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同将军一道,到北大荒踏查,选择建场地点来了。

  1954年10月,余副师长踏荒回来。就带上540多个转业官兵,背着被包,扛着铁镐、铁锹、,向黑龙江省虎林县进发。

  余副师长抓起一把黑土,一展手,满掌是湿漉漉的黑水,像油一样,多肥的土啊!余副师长容光焕发,嘴唇在兴奋地颤动。走着,走着,他看见张开平干事大声说道:“叫文化教员指挥唱歌”!望着这荒凉但又富饶的草原,谁不激动呢?于是官兵们以志愿军战歌的曲子,唱起了自己填的词:

  傍晚,来到一处漫岗坡前,余副师长说道:“到家啦!”于是官兵卸下了被包,铲去了草皮,撑起了帐篷,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官兵点燃了一堆堆篝火,烤着余副师长打的野味。

  官兵们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着,一边听余副师长谈着农场的建设规划。他热情洋溢地说着:哪里种小麦,哪里种水稻,哪里盖学校和医院……

  面对着这片野兽纵横的荒原,他并不因将要碰到的各种困难感到丝毫畏惧。他对党的事业满腔热情和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官兵们。

  余副师长停了停,又说:“你们都是建设者,是主人,你们谈谈农场该咋个搞?”

  于是官兵们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都说了出来。他乐呵呵地听着,点着头,说:“对头、对头”。

  第二天,官兵们就开始了营建。北大荒的树条子,乌拉草遍地都是,不几天工夫官兵们就盖起了十几座窝棚和适于过冬的坑道式地窝子。上面铺些树技和干草,再压上土和雪,门口用草帘子档着,里面搭了对面床铺,没有一点取暖设施。

  1955年元月,以中国人民铁道兵的代号八五〇为名,在虎林县政府礼堂举行了农场成立大会,会后,余副师长选了一块上好的黄波罗木,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铁道兵八五〇部农场”。战士们敲着脸盆,放着鞭炮。将这块牌子挂上了场部大门。

  余副师长成了官兵们的场长。他无限深情的说道:“北大荒今天只有这样一块牌子,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牌子挂起来的……”

  第二天,余友清场长请一位当地的老猎户引路,带着警卫员王永富和一个勘察小组共六个人,冒着数九严寒,闯入完达山脉的马鞍山,寻找伐木点。他们经幸福村,过木柴铺,以每天50公里的行程,挺进马鞍山原始森林。老红军不顾严重的关节炎,带领小组同志风餐露宿于深山老林,先后跋涉一个多月,终于在花尖山和阿布沁河上游河谷一带,找到了日军伐倒的4000多立方米优质红松困山材。然后安排三个大队的人员,用人拉爬犁从伐木点运到虎林,一站倒一站地运出原木2750立方米,为全场头一年房建和建立场部备下木材。

  那年冬雪小,人拉爬犁路面摩擦力很大,于是全场男女老少齐出动,用被单、毛毯、脸盆运雪铺成90公里长1.5米宽的爬犁道。余场长带头和战士们一起拉爬犁,一天,两个战士推着一挂载满圆木的爬犁路过一个较陡的山坡时,爬犁失控顺势而下,圆木散乱滚下山坡,这时正在运木的其它战士们丝毫没有发觉,依然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之中。说时迟、那时快,一根圆木即将撞上两名妇女的时候,余场长一把推开他们,自已脚部却被撞伤。但老场长依然拖着伤脚坚持在一线,一再叮嘱战士们吸取这次的教训注意安全,在他的精心监督下使运木任务顺利完成。在备料的同时,农场在虎林铁管处家属区建起了一个电锯组,用园盘锯加工原木;二月份在虎林镇西头一间破房子里,盘起两座烘炉,成立了铁工厂。

  虎林街上,锤声叮当的响起来,他们把废铜烂铁熔炼锻造成开荒生产的工具。建场头一年,就在这小烘炉里打出了镐头、锄头、三齿钩、豆铲子、泥抹子、瓦刀和一些生活工具共3.8万件,打扒钉和螺垫2.9万公斤;各种螺丝2.2万个,价值4.6万元。

  1955年3月上旬,山里积雪开始溶化,逐渐汇成洪流,战士们利用山洪放木,从上游把原木推进水里,冲到马鞍山脚下。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喊涨水了!只见山上桃花水夹着冰块猛冲下来,冰面顿时水深齐腰,待用的木材都漂了起来,眼看被洪水卷走,水情就是命令,余友清场长首先脱下棉裤和鞋子,冒着刺骨的寒风,跳进漂着冰块的冷水中,不顾一切地打捞木材。接着,一大队副队长和另一名战士也相继跳入水中抢捞。那时他们只觉得周身被紧箍着,冰块不时撞到身上,他们不断拨开冰块,扑向漂木。寒冷被那紧张的战斗、奔腾的热血压住了。经过20多分钟的奋战,余场长他们把一根根圆木推向岸边,一根也没损失。而他们却个个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腿脚麻木,刚出水面四肢全失去知觉。闻讯赶来的官兵们把他们扶进帐篷,帮助脱下内衣,围上被子,拿来白酒让他们喝几口暖身子,又用白酒给他们搓手脚驱寒,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老场长幽默地说,这个凉水澡洗得可线月出山,共三个来月,伐运原木4千余方,建营房1.34万平方米,解决了开荒前5500人的住宿问题,为开发农场奠定基础。

  三月的北大荒,乍暖还寒。下旬的一天,在爱民大队召开了全场烧荒现场会,规划了烧荒范围和措施,这时,王震也赶来了,他亲手点燃了第一把荒火,掀开了开发北大荒的序幕。

  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用自制的农具迎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向沉睡了千万年的沃土一寸、一尺的夺取着阵地。

  为了多开荒.官兵们又向当地农业社借了一部分双轮一铧犁。选了18匹骡子开始试耕。生荒地,草皮厚,最糟的是:有些低洼地还积着片片冰渣,牲口在里边抬不起蹄一步一趔趄。咋办呢?余场长提出用人拉犁。战士们感到这个办法很好。但作业的人员艰苦些。越是艰苦的事,他越是走在前头。于是他派人找了几根粗绳子,说了声“走”!年近半百的余场长就跳到泥浆里。带头试验人拉犁开荒。在寒冷刺骨的冰水里和战士一起,拉起了犁杖。不一会他的左肩就勒出了道道血痕,但依然吃力地向前挺进,由于草地湿滑,余场长有时跪在地上拉犁,战士们都劝他歇息,可他却不肯,棉袄湿透了,裤子划破了,他全然不顾。两天下来,余场长感到用50人拉一台双轮单铧犁开荒,工效太低,后来他改进拉犁方法,改装犁刀,加宽犁铲,延长尾板,用20人拉,后改为12人或8人拉,工效大为提高。从此人拉犁成为其它农场和新疆、内蒙古等垦区纷纷效仿的主要开荒方式。余友清和战士们每天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地苦干。他编出了十个拉犁小队排成雁行,奋力拉犁,你追我赶,东起清河,西至爱民,辽阔的荒原上到处响起了人拉犁开荒的劳动号子声。沉睡了千万年的黑土地,在拓荒者的脚下苏醒了,黑油油的垡片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就在开荒战斗的同时,在一次场党委(扩大)会议上,余场长谦虚地向新来的农艺师问道:“你说我们先种些什么好呢?”

  农艺师有些茫然,答到:“按着农业科学来说,在当年新开的荒地上,是不能播种的”!

  “什么?一、二年”余场长唰地一声站了起来,脸涨得红红的,半晌才说道,“国家需要粮食才派我们到北大荒来,不播种我们拿什么交给国家?难道说,这一,二年还要国

  农艺师感到委屈,场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解释地说道:“当年开的荒,又没耙过,土地板结,草根也没腐烂,种子播下去了,也会被草吃掉,到头来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余场长斩钉截铁地说:“能长草,就能长粮食!草能吃庄稼,庄稼就不能吃草?草长起来就锄草,我们这些人连草都斗不过?!”

  农艺师感到余场长不理解农业科学的特性。于是为难地说:“就不谈农业科学,拿目前本地的习惯来说,也是要隔一、二年的。”

  “国家需要粮食,能拿出粮食才是对国家负责。我同意播种。”余场长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当天会议上,余场长提议暂时不要做决议,散会后。他没有吃饭,一个人坐在办公的地方里寻思。他耳边响起了王震司令员的指示:“......有了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他又想起了党提出建场方针是:“边生产、边建设,绝不能等建设好了再生产”。

  当天晚上他赶到虎林县,拜访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许大爷。许大爷说:“早些年我们闯关东的时候,都是当年播种。

  余场长听了特别高兴。在许大爷的耳边大声说道:“老大爷,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

  “这就看人勤不勤啦!人勤苗旺,人懒草肥。另外,种子也要得劲。我看。满仓金就差不离!”

  第二天,余场长召开会议做出决定,当年播种大豆。并在二大队划了一块地试种小麦。

  新开地上浮起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可是杂草长的更快,不几天的工夫就封垄了,把嫩苗压在下面。面对草比苗高的困境,余场长没有唉声叹气,他是军人,军人就是不服输,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搞农业生产就要打败疯狂的蒿草,于是,他带着众多战士们在生荒地上挥起了锄头,太阳像泄炉的铁水灼烤着大地,而此时荒郊野地也是密不透风,汗水湿透了衣背,旧式的军装上泛起了片片汗渍。几天功夫,杂草锄尽,小苗露出了清爽的微笑。

  小麦飘起了绿色的带子。大豆的枝叶迎着阳光向着周围舒展,把重新露出的杂草压了下去。于是余场长又带着战士们忙着送肥上粪。

  向地球开战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慷慨的黑土给予了勤劳者以丰收的喜悦。当年的大豆年均每公顷产量1280公斤;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1450公斤,创当地的农业生产奇迹。许大爷得知情况后,向余场长竖起了大拇指,夸赞他是在北大荒破天荒种地的第一人。

  繁重的农耕生活没有压垮余友清和战士们的心,余场长为了缓解官兵们的情绪,提高业余文化生活情趣,他组织成立第一个文工队,由政工干事张开平负责,有曾淑丽,苏军等20余人组成,余友清特批经费千余元为演员购置服装、道具等,主要给机关和虎林县一些单位演出。其中,传统戏剧《审诰命》深受欢迎,后来都拍成了电影《七品芝麻官》。1958年3月,大批复转官兵来农场后,余友清又整编了文工队,抽调时任八队队长张荣负责,4月,农场组织转业官兵赴北京汇报演出团,到京后向总政和公安军首长汇报了北大荒和八五〇农场转业官兵的生产生活情况,给总政和彭总送去了反映北大荒风貌的文艺作品。总政副主任甘泗淇上将接见并宴请了文工队成员,请他们看戏和五一观礼。公安军首长专门给来北大荒官兵写了慰问信,并赠送管弦乐器、演出服装、办公用品、卡车和5台摩托车等一伙车皮物资。回场后,这只专职文艺团体自创自演,活跃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深受欢迎。

  当时,八五〇农场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涌现出了剧作家沈默君、著名演员郭允泰、张莹、管宗祥、袁枚、音乐作者陈地等名家。五分场(卫星城)文艺实力最强,在当时影响也最大。跟着时间的推移,三个文工队相继解散,只有五分场的文艺队伍持续到1962年。

  以转业官兵为主的文艺创作和演出,铸就了军垦文化,就像它像一枝独秀,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开花结果。

  农场成立后的第二年,决定将场部迁至虎林西岗。白手起家,没有木料,没有钢材,余场长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快就有了办法,于是,他开始琢磨上山寻找木材,到日伪留下的工事里寻找钢材。他动员机关全体干部到处寻找废旧钢铁,冒着生命危险带头进入虎头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起出大批未用过的炮弹,卸掉引信,炮弹头就是上好的钢料。据警卫员王永富回忆,余场长和战士把找到的炮弹和其它废旧钢铁放到了山坡下进行分拣,他在拆解一枚高射炮弹过程中,手里的工具突然折断,崩起的铁片直接射进了老场长的小腿,顿时鲜血直流,我急忙赶到他身边,这时发现鲜血已渗透了军裤,余场长用手按住伤口笑着说:“小王啊,战场上日本人的炮弹没炸死我,没想到今天让这个小工具给挂了花。”我赶紧给老场长进行包扎,我说:“场长你赶紧回卫生队治疗”,但余场长又笑着说:“这点小伤我吃的消”,说完他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一个多月过去了,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拣来的炮弹皮加上从场部周围山上的壕沟里拣来的许多废铜烂铁,铁工厂开工了 。没有砖,余场长把机关全体人员组织起来刨日寇营房旧砖。砍条子、割洋草、打扒钉。在废墟上建起了场部,盖起了虎林县第一座四层大楼。包括办公室、宿舍、仓库等。1956年秋,场部从虎林迁到西岗。

  同年,铁道兵农垦局在密山成立。王震部长给余场长来信说:“老母鸡该下蛋了”。要以八五〇农场为基础。在密山、虎林、饶河、宝清四个县扩建六个总场。并要余场长立即进京开会。余场长临走时向业务部门交待,要赶快编制扩场计划。余场长开会回来后,在审查扩建计划时,发现在收入的总计下,是一个很短的数字,但在支出的总计下写着一串很长的数字。这下他火了,大声的说道:“这超支的数字向谁要?向上级要?上级又没栽摇钱树。自己不想法,动辄就向上伸手,我就看不惯。北大荒遍地是宝,就怕懒人腰!”

  就在三九四九棒打不走的严寒里,余场长带着七个人到完达山找伐木地点。战士们坐着四匹马拉的爬犁在凛冽的风雪中走了一天,到完达山夜已深了。

  战士们用拾来的干柴架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拿出了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在火上燎了燎,就啃了起来。

  余场长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他把膝盖靠近火头,用劲的揉着。战士们不禁为他的身体担心。说道:“余场长,你应该去休养才对,长期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他笑了笑。

  往火上加了几根干柴,答道:“咋个不行!老毛病了,治不治都一样,关节炎又死不了人!”

  警卫员王永富嘟着嘴说:“副师长,你为革命流血、挨饿,受累几十年了。你也不到城市去,偏偏要到这荒原来!”

  余场长怔了一下,轻轻的问道:“你说什么?都往城里跑,这北大荒派谁来建设呢?”

  “我是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城市条件又好。您身体又有病,讲条件,论需要,你都应该去,城市不也是搞的社会主义建设吗?!”显然王永富还没有被说服。

  余场长知道小王有个倔脾气,只要道理没讲通,不管你是谁他都不认输。于是耐心的说:“当然,城市的条件是好得多。城市搞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但如果都往条件好的地方跑,谁去建设条件差的地方呢?条件差的地方岂不是越来越落后?那么,又怎能把我国建设成社会呢!主要是因为北大荒条件差,艰苦些,党才派我们来。我们正是为着克服困难而来的。只要我们发奋图强,我看用不上几年北大荒会变得比一般的城市还要好!小王,我们的建设事业还只是开始,可泄不了气呀!绝对不可以把艰苦奋斗忘了!”

  王永富的头低了下来,说道:“现在的艰苦奋斗应该让我们青年人包下来,像你这样的老干部应该……”

  余场长接着说:“当然,你这种想法很好。如果青年人都这么想,这么做,那来得就更快了。你说,你们青年人都有这种志气,难道我们这些多受了几十年党的教育的人,不要有这种志气吗?”余场长停了停又说:“现在这里又不打仗了,你也不要老跟着我,学技术去吧!想把工作搞好,不懂技术是不行的!”

  第二天拂晓,余场长就带着战士们在齐腰深的雪上爬行着滚着,过了一处又一处密林。

  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一辆辆雪爬犁,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木材运了下来,解决了扩场资金的问题。

  光阴荏苒,农场耕地面积逐步扩大,分场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然而交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农场发展,不能很好向更大面积延伸。余场长发扬老红军的不怕苦、不怕难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带领三队人马修复密虎铁路,架通了密山至裴德两座大桥,于6月初修通。同时,又抽调两个中队配合二、三大队修筑了爱民至虎林,虎林至大杠以及虎林至迎门顶子的公路,这些工程,为垦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九师桥梁团副团长李斌回忆,当时,我们团负责机械施工,余场长带领三个大队负责基础施工,他们每天砸石子、打石头、扛钢轨,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朝鲜战场。由于工期紧,余场长带领干部战士日夜施工,在一次打石头过程中,余场长和一个战士结成对子,由于天色已晚,战士在打锤过程中出现偏差,锤落的一刹那,砸在了余场长的小手指上造成骨折,好在及时送往医院,保住了手指,没有留下残疾。

  1955年6月,余场长根据王震将军以场扩场的指示,带领12名战士和测量人员在虎林东部的迎门顶子、太和镇和宝清一带的南横林子荒原进行勘测, 20多天里,余场长在蒿草丛生,塔头林立,野狼出没,沼泽遍布的环境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他强忍着战争留下的枪伤和风湿病,和战士们一道完成了测量任务。紧接着又和副场长李瑶含陪同4名苏联专家,徒步赴迎门顶子、清河(现858农场)踏查。为以场扩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56年5月,农场决定派副场长李瑶含前往迎门顶子创建8504农场,并组织60人的机耕队赴迎门顶子开荒。同时派副场长黄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8502农场,从此,虎头、迎门顶子、南横林子、太和镇、清河等地燃起了熊熊荒火……

  据农场书记闫斌回忆:5月初的一天,天阴沉沉的,三大队四中队队长江海山带领中队去烧荒, 点烧作业在顺利的进行中,上午10点多,第一轮烧荒终于烧到了地头,地头不远处就是一大片次生林,时值5月,正是候鸟南雁北归的季节,也是鸟类的产蛋期,一大片候鸟在林子的上空盘旋。中午休息时,十几个战士便一起进入地旁的林内去拣鸟蛋。江海山和几个战士不愿意吃腥味太重的鸟蛋,就坐在地头唠嗑。

  而这时找鸟蛋的战士越捡越往林子深处走,大家把危险都抛在了脑后。突然一头黑熊从林子深处窜了出来直奔人群而来。大家惊慌失措、四下逃奔、呼喊连天。这一喊就把黑熊给惊着了,它也觉得自身要受到攻击,所以向着这些人就冲了过来。一个战士跑了不到10分钟,就听到林子里黑熊“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回头发现黑熊已来到他的身后。马上就可能成了黑熊的美味了。“不能再等了。”队长江海山迅速手举钢叉冲了上去,照着黑熊的扎了下去,然后撒腿就往林子深处跑,黑熊恼羞成怒,嗥叫一声朝着江海山追了过去。余场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端着猎枪慢慢地接近黑熊,不一会,江海山就和黑熊搏斗起来,就在黑熊即将扑倒江海山的一刹那,余场长抬手就是一枪,黑熊应声倒地。战士们高呼着与江海山相拥,当他们从庆幸中醒过来寻找老场长时,他已悄然离去。

  篝火在日夜燃烧;拖拉机在田间昼夜轰鸣;熟地在成万顷扩展。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打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红旗,扛着背包,来这里安家落户。

  当时八五〇农场已有五个以农业为主的分场,两个大型畜牧场、一个森林、煤矿场,拥有90万亩耕地。在云雾浮沉的云山脚下,已筑成了一座蓄水4千万立方米的水库。大堤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豆地。云山畜牧场座落在水库旁的山坡上,散落着成群的猪,鸡、牛、羊,一派繁荣景象。

  成绩并没有让余友清感到满足,反而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站在高岗上,望着一望无际的荒原和成熟的庄稼,思绪万千,如果把这大片荒原都变成金黄的粮食,那该多好啊!于是,在他心中又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图,那就是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要把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留在北大荒。他写信将总场、分场一片向好的形势向王震将军作了汇报,得到王震将军的肯定,在总结了建场经验的同时,王震将军也感觉到办农场的经验已经很成熟,并可进行大规模开发。由此,王震将军向、毛主席作了详实的汇报,提出了关于铁道兵预备官兵在北大荒举办国营农牧场的建议:以八五〇农场为基础,加以扩大和发展,用五、六年的时间,开垦一二千万亩荒地,可年产粮食二十亿斤,既能储备后备兵员,又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王震将军的建议得到的采纳和批准。从此,吹响了十万大军进军荒原的号角,拉开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大幕。

  一次,王震部长来牡丹江垦区视察,余友清详细向王震将军汇报了改造低产田及低洼易涝地的问题,并提出了整理的思路,他向王震建议,为了管住控山水和每年山上的桃花水,在七虎林河上游可以修建一座水库,既可以节水灌溉,又可以有效的预防内涝。这样,我们的土地就越整理越好,粮食越打越多,没过多久,王震就派人进行了勘测和设计。并指示由八五〇农场主建,3月18日农场成立工程指挥部,月底召集了4000余名转业官兵和其它实施工程人员组成施工大军,于1959年5月1日破土动工,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余场长召开了誓师大会,并提出了施工要求和品质衡量准则,施工开始,余友清带着大批人马和工具吃住在施工现场,和战士们一样,挖土抬筐,晚上垫上蒿草,铺上铺盖住在猪圈里,即使场部和云山水库近在咫尺,他也没回一趟家,坚持在工地上。

  针对几年来虽然农场在粮食生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始终萦绕在余友清场长脑海里的一个高产计划却始终没有实施出来,他感到万分遗憾,由于自己年龄已高,文化又低,对农业生产又是个外行,怎么样才可以把现在的产量再提高10%,甚至是20%、30%......

  他苦思冥想,挑灯夜读,思路渐渐形成,何不借力发展呢?他想到了农业专家,他想到了科研院所,也想到了王震将军,以他单薄之力请来专家和技术人员是何等之难啊!在想法没向王震将军汇报之前,他慢慢的开始实施了,那就是把现有的土专家组织起来。在余场长的主导下,于1956年成立了垦区第一个科研试验站,开展品种、土肥、植保等科学试验。1958年8月,农场在宝丰(原六队)建立了垦区第一所大学“八五〇农业大学”。设置了农机、农学、农林、畜牧、水利等5个专业,为农场生产要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一次去北京开会他向王震汇报了要请农业专家和技术人来场搞科技攻关,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王震将军听了十分高兴,说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这个事情必须办好, 1962年,部长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来场指导讲学。3月9日,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和蔡旭教授来农场做小麦种植科研计划。5月11日蔡旭教授来五分场做“如何争取1962年小麦获得丰收”的报告。6月6日,又从“北农大”请来蔡旭、李竞雄、孙渠三位教授来五分场讲科学种田。加强了农场的农业科研工作,对发展生产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垦区科学种田树立了典范。目前,农场粮食综合产能连续12年稳步提升,连续8年被总局授予高产创建先进单位和农业标准化提升活动标兵单位。

  “六五”至“九五”期间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试验示范区,先后有15个校、院、所共517名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荟萃在八五〇农场试区,针对三江平原急需解决的持续高效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点开展专题研究,共取得科技成果44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8项,国内领先水平10项,省内领先水平26项;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4项。农场科技攻关工作曾引起国家领导人与国家相关部委的格外的重视,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于1989年7月26日视察了八五〇试验示范区,对攻关中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亲笔题词“大科技支援大农业”。

  1959年初,余友清考虑农业生产和社会管理如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对农场今后的发展又有了初步设想,他想今后的农场职工就要像城市人一样生活。在王震将军的指示下拟定在五分场三队以南柞树林带的平坦高地上建设“卫星城”,要请高水平的建筑专家设计和指导建设。9月份,农垦部派来工程技术人员,对“卫星城”建设开始勘测,设计出五分场鸟瞰图,12月16日,农垦部正式决定八五○农场五分场为农垦部实验田。将五分场建成一个大型机械化试点场。场部按小城镇规划,建设新村,名为“卫星城”,王震将军组织农场领导和技术人员专题进行讨论。所谓“卫星城”,就是要把五分场场部建设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最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在建制上把全分场的生产队集中到卫星城来,原来的队改为作业站。畜禽都在作业站饲养。卫星城将成为工、农、商、学、兵集中的城镇,城镇生活实现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衣食住行、学习医疗、文化娱乐都不要钱。建筑上达到砖瓦化、楼房化、自来水化、暖气化、照明电气化。卫星城的规划远景,在那十分艰难的年代里,流传于重灾的荒原上,使群众看到美好的明天,它鼓舞着垦荒战士们,为改变北大荒的面貌作不懈的斗争,为自己建设美好幸福的家园。虽然由于1960年国家停止基本建设,“卫星城”停工,但当时的城建规划农场历届 班子沿用至今,为加快现代化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60年的开发建设,如今,八五〇农场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一座宜居、宜商、宜旅的军垦文化名城,被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成为黑龙江省的小城镇建设典范,实现了王震将军的梦想与夙愿。

  为了保证牡丹江管局用电,紧接着,余场长又在虎林建立了自己的电厂。在场部又先后建立了修配厂、汽车队、托儿所、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解决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为了支援其它垦区建设,他先后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奔赴内蒙古、甘肃、新疆、海南等地,支援他们开发建设,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和内蒙古垦区谢尔塔拉牧场都是八五〇人援建的,余友清场长还将农场职工医院成建制的支援了海南、内蒙古垦区和东方红林区,其中,海南农垦总医院现在已经成为三级甲等医院。

  多年来,余场长在辛勤的工作中,风湿性关节炎日益严重,但是他在人面前却从不表露自己的病痛,他生怕同志们由于好心的照顾,而给他带来失去工作的痛苦。一次王震将军来农场视察,见余友清场长病情严重,于是向场党委提出,要调他到南方休养。老场长听说后,当天夜里就急匆匆地跑到王震部长的房间,将上身俯在桌子上,把手指头捏得咔咔直响,只不吭声。

  “有意见,这又为了什么?”余场长直挺挺的问。“说实在的,你的身体……”部长和蔼地打量着这位老战士,“首长放心,我还行!”他陡地站起来,走了几步,恨不得找一块300斤的大石头当场举起来。部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热烈。对这个浑身热爱北大荒的老战士,部长只有屈服,他能说什么呢?

  王震部长和农场党委,体谅了余场长的心情,答应了他的请求,不离开农场。不过却严格的规定了在农场休养期间,只能动眼、动嘴、不准动手动脚。

  有一天上午,机关同志们正在四层大楼门前挖坑,准备栽树。余场长来了,后面跟着一辆满载着青松的马车。张干事心想:余场长怎么又出来了?于是大声地问道:“余场长,你不是答应休息了吗?为什么……”

  没等说完,他就满不高兴的说:“休养干啥?大事不能作,干点杂活还不行吗?”一会他又笑呵呵地对同志们说:“这是我从大山里拉来的好树苗,谁要是栽死了我可是不依的。这个树好长,今年先栽它,明年就栽果树,以后工作时,渴了,一出门摘两个吃吃,那才得劲呢。”

  老场长他并没有休养,同过去一样,那里最艰苦,那儿最需要,他就会在那儿出现……。

  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八五〇农场党委号召节粮度荒、开展护粮、保粮运动。有三个月职工家属的口粮定量降到每月18斤,有的分场降到每人每天五两粮,总场大食堂一度降到每人每天四两粮,用代食品作补充。当时,浮肿病普遍发生。有的生产队40%以上职工患浮肿病不能上班。场党委对全场灾情和思想情况调查后,召开全场党员干部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当时全场35%以上党员干部患浮肿病,他们实际做到了和群众同甘共苦;并组成“灾情和粮食形势宣讲队”,引导群众,难苦奋斗,战胜灾荒,实行书记到伙房,思想工作进食堂。原来总场机关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场领导干部的小灶食堂;一个是科长一级的中灶食堂;一个是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大灶食堂。余友清场长,坚持和群众一起在大灶食堂就餐,一块喝豆饼汤,吃代食品和双蒸法的窝头,经常给大家讲红军长征中的故事,鼓舞大家共同战胜灾荒。据时任管局医院医生刘庆余回忆:“当时,余场长因为坚持吃代食品,把细粮全部送到农场职工医院给病号吃,患上了急性肠梗阻,疼痛难忍,汗珠顺着脸颊流淌,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到一天昏倒在工地上,这才被战士们送到医院手术治疗,并且叮嘱所有医务人员不许把他得病的事讲出去。没过多久,农场的小灶和中灶食堂就悄悄散伙了。年终总场党委提出“今年顶天立地,站稳脚跟;明年巨龙翻身,扬眉吐气”的口号。并号召向北大荒的老红军余友清学习。

  潘海震回忆说:余场长“每次去连队检查生产,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余友清场长都坚持徒步前进,警卫员王永富担心他的身体,多次劝他乘车,他总是说:两万五千里长征我都走下来了,这点路不算什么。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铁脚板”。余友清场长在农场期间从来没有自己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即使是任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时期,也是与其他人共用一个办公室。

  余友清清正廉洁,对身份地位看的很淡,在铁道兵农垦局成立初期,他三让局长,坚持在农场工作,他对这片黑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1956年,铁道兵农垦局成立之初,铁道兵农垦局党委调余友清到农垦局任副局长,余场长以革命任务还没完成为由婉拒了这次升迁。局政治部主任王余音奉王景坤局长之命找到余友清谈话。余友清除了“还不胜任或让其他优秀的同志担任外”,就不再言语了。王主任也只好作罢。这样的任命经历了三次。

  1963年,组织上再次任命余友清为农垦虎林分局局长,他同意了,但他仍然住在西岗那座低矮的土坯房里。他脱下黄色军装,穿着普通的布衫,每天很早就起身步行10余里到虎林上班。他说这样做才能够多看看,和职工、老乡多唠唠,多了解些情况,老乡们都亲切的称他为“余老头”。

  1965年他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肺部气管病情发展更为严重了。组织上早已安排他到南方休养,但他坚持不去照常上班,在王震同志亲自安排和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亲手开辟的土地,于1965年春天到长沙休养。本来要给他安排一个领导职位,他以身体不好而拒绝了。他以一个普通的病休干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直到他病重时还关心着北大荒,关心着农场的建设,希望在病情好转之后再回八五〇看看,在自己的余年,为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8年余友清同志逝世,湖南省委组织了“余友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向各地相关的单位发出了讣告,在长沙老干所开了追悼会。在悼词中回顾了余友清参加革命四十余年的历程,认为余友清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战争中,英勇顽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作风正派,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生活简朴,对人诚恳,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保持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八五〇农场永远忘记不了为这片土地开发和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老师长、老场长余友清。

  我在八五〇农场场史上看到时任党委秘书张开平老前辈用他切身感受和深情文字写的宝贵文章,当时感动了全国无数的读者,甚至让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元帅亲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青年同志们:学习红军老战士的不断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现在这篇文章和朱德元帅的题词已经成了八五〇农场世代相传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将鼓舞着这片土地的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前辈的传统,继承他们的伟大事业。

  2013年9月场党委张卫华委托组织部长郭景阳和广电局长于长春一行到老前辈的家乡慰问他的子女,收集有关记录他光荣事迹的材料,充实准备扩建的场史馆。在长沙的老干部局没有他们得到什么材料。后来颇费周折地找到了余老儿子周昌松和女儿余然的下落。和他们的预料相反,周昌松并没有生活在长沙。在父亲参加革命时,他还很小,长大后一直在家乡慈利县当农民。垦区领导参加余友清追悼会时,认识了余老的唯一的儿子周昌松,看到他生活得很困难,动员他到了北大荒的西岗齿轮厂工作,当了门卫,退休后他又和老伴又回到了家乡,靠退休金和老伴的低保费生活。这里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老红军、老英雄的后代。

  慰问小组见到已经七十九岁周昌松,他长得很像自己的父亲,湖南口音浓重,他憨厚、质朴、热情,还保持老北大荒人的品格。周昌松与余友清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对父亲感知不是很多。周昌松说,“虽然父亲给予我的关照微乎其微,但我理解父亲的做法,的干部不是给个人家谋利益的,他的做法是对的。老父亲一辈子,除了打仗就是开荒,没享受到什么福。我和妹妹谁也没分享他的利益。心里挺安然。若不是父亲去世后,组织照顾,我就要当一辈子农民。现在我很满足了。”

  周昌松,一个不平凡的老红军的后代,却有着一个寻常百姓心。老两口住在廉租房里,电视很小,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生活十分朴素甚至寒酸。郭部长代表农场给周老一千元的慰问金,但他拒绝了。他说,我们生活上不困难,不需要帮助。原计划,他们中午请周昌松老夫妇到饭店吃顿饭,表达慰问之情。但老人很朴实地说,午饭就在家里用,已经准备了,虽然没什么好的食物,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老两口采摘了他们自己种的新鲜蔬菜,还特意买来了湖南风味的米粉肉。午饭之后,他们从周昌松的家里得到了余友清曾经使用过的一把小铁锤,一张他保留已久、能够说是家中唯一的一张父亲身着军装的半身原版照片。后来他们又在余老在长沙的女儿余然那里翻拍几张余老历史照片,还看见闺女精心保管的父亲在朝鲜战场修铁路时用过的一把铁钳子。

  在北大荒长大的余然和父亲一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说,那时我们一家和农场的职工过着一样的生活。父亲是老红军嘛,是有“”的,但是他不要。我记得有大米,白面还有什么,反正我放学回来有时候,也看到有工作人员送过来的,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心想可以吃一顿香喷喷的米饭了。但是,父亲亲自把“食品”送到小食堂去,有时送到幼儿园,他自己从来不吃。我妈妈对此是有意见的,因为那时候我姥姥都很老了,而且有病身体不好,同样是需要营养的。我妈妈就跟爸爸商量说,是不是留点给姥姥吃呢,爸爸说,那不行!他特别告诫全家人,送来的谁也别动,就这么一袋子完整的送回去了。

  余然回忆,有一点我记得,就是有一次为我姥姥的事,我妈妈和我爸爸还吵起来了。我姥姥是得了类风湿病,很严重,在虎林县城内,有一个医生,会治这个病。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说了,是不是带姥姥去看看,他同意,但是要个车,不行,要车绝对不行。就这个事情,我妈妈就有意见了,我们孩子,我们大人都可以走着去的,老人快70岁的人了,他说那也不行,用车就是不行,就是这样。后来还是母亲领着姥姥坐客车去虎林看病的。父亲对家里,对自己在这样一些方面,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对比现在有些多吃多占、坑害老百姓的干部,那真是不能比!我现在自己也六十多岁的人了,我有时候也这么想,因为我所在单位干部也多,看的也多,有些干部真的不像话,这些干部好的传统都没有了。我们说人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父亲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有时候做的有点生硬,甚至叫做不近人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想起来,对他没有埋怨,只有深深的敬重。

  “没有财产,只有好思想,好传统。这就是一位老红军、一位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和一位每年给国家提供数百亿粮食的中华大粮仓的创立者,留给自己的后代的所有遗产!”通过余友清的事迹,再看看现在党内的贪腐分子和那些“裸官”,他们利用职权贪占国家巨大财产,甚至转移到国外,让他们的后代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而像余友清这样的人,为革命和建设舍生忘死、鞠躬尽瘁,不谋个人私利,来去赤条条,他们才是伟大的“裸官”,永远让世人仰慕!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